我为“三联中读”的专栏《古典音乐说明书》而演奏的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月光》，唤来了它的作者。阿希尔-克劳德·德彪西，抱着他那只叫莱恩的安哥拉猫，开始了与我的交谈。他中等身材、留着胡子、黑色卷发、前额宽大、鹰钩鼻，讲起话来声音低沉、鼻音很重。
Q（访谈者）：首先我很想知道，您的音乐创作理念是什么？
D（德彪西）：我认为，音乐必须谦恭地寻求愉悦，极端的复杂是反艺术的。美必须是诉诸感官的，必须是在不用我们做任何努力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我们体内的。
Q：我知道您曾经获得很多作曲家梦寐以求的罗马大奖，那么您是如何看待音乐比赛的呢？
D：在音乐引以为荣的事业中，你可知道有什么比设立比赛更可笑的事吗？比赛这件事，归根结底大概是由于人们在某些人士身上已经达到了迷信的程度，所以他们的判决得到了支持、站稳了脚跟；而获奖或没有获奖，就解决了知道一个人是否有才能的问题。即使这样做并不太可靠，但至少是合适的，而且为公众的舆论准备了一个顺手好用的账簿。
音乐比赛是一种游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体育运动”。人们在那些以音乐学院命名的地方学习这种运动的规则；评委们以学院派的冷漠态度在参赛的年轻人当中指定谁将是艺术家，这种学院派的冷漠以其坦率程度而令我惊愕。他们懂得些什么呢？他们自己确信是艺术家吗？他们哪儿来的权力来操纵如此神秘的命运呢？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如求助于简单的抓阄碰运气的办法。你要知道，运气之神有时候是有智慧的。
Q：我记得有本书上说您对巴赫十分推崇，是这样吗？
D：哦，在我心中巴赫是一位慈善的上帝，我建议音乐家们都应该在开始工作前向他祷告，这样可以避免写出平庸之作。
巴赫音乐的动人之处，不在于旋律性而在于旋律的曲线进行，甚至常常是好几条线条的平行进行；线条偶尔相交，有时全部相交，激发起听众的感情。这种手法使音乐获得了打动听众、突出形象的可靠保证。但是巴赫的音乐里并没有什么出乎自然的或人为的东西。相反比起某些歌剧试图发出的可悲而又微弱的呱呱啼叫来，那不知要“真实”多少呢。尤其是，在巴赫的作品里，音乐保持着它的全部尊严，从不降低身份去投合那些被称之为“爱音乐爱得发狂”的人的虚伪的感情的需要；而是以一种比较傲然的姿态，迫使这些人，即使不崇拜音乐，也要尊重音乐。
你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从不曾听到有人把巴赫的曲子拿来吹口哨……而瓦格纳就经常有这种嘴上的光荣：当音乐牢房里华贵的囚犯们散场出来的时候，在大马路上就会听到有人嘴里轻佻地吹着“名歌手”的开头几句。
Q：看来您不太喜欢瓦格纳？
D：是的。理查德·瓦格纳的艺术首先要求它的信徒们进行劳民伤财的朝拜和神秘的仪式。我觉得艺术的这方面是令人讨厌的。我知道，“艺术宗教”是瓦格纳心爱的主张之一，我也知道这有其道理，因为这是保持着观众想象力的最好办法。然而在“艺术宗教”变成一种“宗教奢侈”的时候，这一主张就变了质，因为“宗教奢侈”势必会把许多心有余而钱不足的人排除出去。
说起瓦格纳，就让我不由想起一位跟他形成鲜明对比的作曲家——弗兰克（César Franck，1822-1890）。弗兰克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特点就是：质朴天真。他具有一颗孩子般的心灵，他匍匐在音乐之前，轻声念着发自一个凡人内心深处的、最富于人情味的祈祷。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恶念，在他的作品里，没有一丝耍花招的痕迹，而这在瓦格纳的作品里就很明显。当听众有时因为听一段太长的玄妙乐章而厌倦时，瓦格纳就来一个情感上或乐曲上的骤变，重新挑起听众的兴趣。弗兰克的作品中每个声音的音响都有准确的含义，用音十分准确，有怎样的含义就怎样来运用，永远不向声音要求其他的东西——这就是瓦格纳那美丽而奇淫糜又诱人的艺术，同那为音乐服务而几乎不要求在音乐上得到荣誉的弗兰克的艺术之间的全部差别。后者把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东西，以一种隐姓埋名般的谦虚态度，在艺术中再现出来。而当瓦格纳从生活中汲取感受时，他便主宰生命、践踏生活，强迫生活喊出他的名字——“瓦格纳”，喊得比声誉之神的号角声还要响。
Q：据说理查德·瓦格纳的拜罗伊特音乐节后来由他的儿子齐格弗里德·瓦格纳继承，而且我听说他的这个儿子也作曲，但是我们没有听过他的作品，不知道您了解吗？
D：我曾经听过齐格弗里德·瓦格纳的三幕歌剧《华德芳公爵》，那个作品就如同向理查德·瓦格纳学习的小学生的作业一样的音乐习作。
齐格弗里德轻松愉快地背负着他父亲留下的沉重的光荣遗产。他和他父亲非常相似，但只是他父亲的翻版，又缺少他父亲的夸张的天才。在他年轻的时候，家里人好像是准备让他学建筑的吧？将来永远也不会有人能够告诉我们，是否建筑学因为他后来转向了音乐而受了很大的损失；人们更不能肯定说音乐界因此而得到了很大的好处。总的来说，他想继承他父亲那已经开了头的事业，无疑是一个孝子，只是事情做起来没有重操帽子店的旧业那样方便。无疑齐格弗里德知道在他父亲的作品里有些东西对他来说是逾越不了的，但是他竟然没有理会这一点，这一事实说明了一种感情，在这种感情里交织着最稚气的虚荣和以一种具有纪念意义的工作来光宗耀祖的欲望。另外，他很难不受拜罗伊特蛊惑人的气氛的影响，也很难不想喝干老魔术师杯里的剩酒。不幸的是，杯子里剩下来的只是魔酒的酒糟，而且已经有醋酸味儿了。
不管怎样，未来留给齐格弗里德的只是一个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子的称号，我看这是唯一可令人羡慕的称号了。
Q：您那时还有一位作曲家叫理查·施特劳斯，比您小两岁，您一定知道他吧？
D：当然。理查·施特劳斯是当时德国唯一有创新精神的音乐家，他的父亲是王室的乐师。理查·施特劳斯在指挥乐队时所表现出来的杰出音乐才能很像李斯特，而他把音乐建筑在文学基础之上的用心又很像柏辽兹。坦白说，他的艺术并不总是特别富于幻想色彩的，但是我敢肯定他是通过有色彩的形象进行思维的，而且擅长使用乐队来描绘他思想的线条。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创作方法。理查·施特劳斯先生还找到了一种发展主题的方式，这种已经不再是巴赫或者贝多芬的严格的建筑体的方式，而完全是一种节奏色调的铺陈。他以一种绝对冷静的态度，把调性最不相同的音放在一起，丝毫不在意可能产生的“刺耳的”效果，而仅仅在意他所要求的“生动的”效果。
Q：您是否可以谈谈您的同乡——法国作曲家古诺？
D：古诺代表了法国人一段多愁善感的时期。无论如何，古诺的那些作品是不会被忘记的。有些音乐理论家曾经责难说古诺的《浮士德》歪曲了歌德的思想；然而他们却忘了，瓦格纳也歪曲了唐豪瑟这个人物。唐豪瑟在民间传说里完全不是瓦格纳塑造的那个悔罪的好小伙子，他的行杖也根本不曾返青。古诺获得了群众的伟大心灵，而瓦格纳的影响只触及到专业工作者，因而是不全面的。古诺虽然有时缺少力量，但他仍是不可少的。在使自己同时代人感动的方面，古诺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Q：您是否觉得有一些被时间湮没了的作曲家，应该有人去挖掘？
D：我认为很多已故的音乐家都在悲哀地等待着别人在他们死后来恢复他们的荣誉，而且已经等得太久。应该有一些细心而慎重的人来揭开死亡的帷幕，然而，通常发掘工作都遗憾地交给了一些不是没有眼力就是心胸狭隘的人来进行，他们由于受了丑恶的、不可告人的自私心的支配，把那些可怜的殉葬花抛进了忘却的深渊。比如说，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这座光荣的纪念碑就为我们遮住了亨德尔：人们不知道亨德尔的清唱剧多得超过海里的沙子。当然，就如同海里的沙子一样，他的清唱剧里的石子多于珍珠。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凭着耐心和慧眼，从他的清唱剧里找到有益的东西。
还有一位被人遗忘的大师：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Alessandro Scarlatti，1659-1725）。他创作作品数量之多、题材之杂，实在令人惊异。他生于1659年，而到了1715年左右就已经写了106部以上的歌剧！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天啊！他哪儿挤得出吃饭睡觉的时间来呢？我更不知道这个人哪儿来的时间生儿子，并且还把他培养成为一位杰出的古钢琴家。他的那位叫多美尼科·斯卡拉蒂的儿子，在我们的时代也得到人们的赞赏。
还有许多被忘却的大师，因为音乐不是昨天才诞生的，它需要有人去拨动它灰烬的“过去”，灰烬压住了那永不熄灭的火焰，而这火焰会永远给我们的现代带来一份它的光辉。
Q：不知道在您的时代，有没有这样一个人群，他们通过听音乐而获得了高人一等的感觉。
D：我知道你说的那类人。他们的本领可大了，每天都听音乐，什么种类的音乐都听，然后就因此自称为音乐家，只是他们从来不写曲子……你千万不要跟这些人去谈音乐，因为他们会从他们的偶像的高度来对你表示蔑视。
我认为，艺术绝不是少数所谓出类拔萃的人物的表达方式，这些人常常比大众还要愚蠢。艺术是一种潜力巨大的美，在需要的时候，它便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潜在力量爆发出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