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江南读书人的脸上蒙着一层忧郁之色，黄公望亦然。
这层不祥之色不仅源自中原王朝的灭亡，更来自于元朝的等级划分。元朝将社会明确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最下一层就是江南各地的人，被称为南人，地位低下，无多少政治权利可言。
更为可悲的是，元初废除了科举制度，这对于读书取仕的书生而言是致命的，这等于将他们历来的希望、家族的寄托、个人的追求、地方的荣耀悉数沉降到冰点。读书人进入官阶的正面渠道被堵死，但可由吏入官，有两条小径可行，一是路吏，二是书吏。路吏一般是在府、州、司县衙门的司吏中产生，逐级挑选而晋升，在各级官员的脚下任人践踏，最终在官场末端熬出头来；而书吏须是地方官员推荐的儒士，要洞悉诗书、通晓官场、45岁以下，廉慎行止自有让度，经得社会大众的认可。
在杭州众多的文人当中，黄公望是典型人物之一。黄公望生于南宋末年，听着元军的马蹄声长大，自小失怙，聪明过人，改姓后在其嗣父的培养下本可青云直上，可惜科考停摆，唯一的出路便是靠他人推荐，先做个书吏。他的书吏之梦在廉访司实现了，但是在元朝的畸形官场中作为一个小吏，他远远没有料到自身的卑微到了何种境地。
元代官场和中国其他朝代一样，都有官服。元代的品服规制是：一至五品官着紫袍，六至七品官着绯袍，八至九品官着绿袍。元朝政府规定承袭前代的，如冕服、公服、仪卫服色、器皿、帐幕车舆、鞍辔等，都有严格的等第，下不僭上；同时规定，“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当这一规矩逐级落实在书吏黄公望的身上时，他才清醒地感受到自己所处的地位是多么低下，只允许穿灰色的制服，别的颜色衣服一概不能穿着。
而黄公望恰恰犯了大忌，一日和好友无尘真人等聚会后，竟然穿着道袍来上班。穿着道袍给上司汇报工作，自然被视为是对朝廷规制的极大挑衅。“一日，著道士服，持文书白事，宪使怪而诘之，公望即引去，放浪湖海。”（清·钱陆灿等《康熙常熟县志》）。一场书吏之梦就此破灭，他很快被排挤出局，“吏员脏腑”的他想要中年再入官场，实现家国梦想，何等之难。
延祐年间，仁宗听取大臣建议，意外复科，但给江南的名额少之又少，远远少于北方诸行省。譬如，河南南部有63万人，配额7人，百万人中中进士名额为8.43；江浙人口633万，配额为28名，百万人口中中进士名额为4.42，几乎只是河南南部的一半。所以，江浙普通士子对科考无望，更何况延祐之前是完全停考的，这使得多数学子失望于仕途，只好结伴交游，赋诗作画，或者求仙问道。
而黄公望此时恰恰被牵进“延祐经理”田粮案中，眼看着好友张雨进阶官场，而自己还在牢狱之中。等到半年后出狱，科考早已结束，张雨已经走马上任了。
好在1311年至1320年仁宗在位期间，以进画取仕者也是一条入仕通道。忽必烈时期，就有何澄以进画方式取得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从二品），此后商琦、王振鹏等，均以画取仕，最为典型的便是赵孟頫。因此，在废除科举制度、被划为四等公民的同时，更多南方仕子企图以画进阶官场。
元延祐五年（1318年）春日，50岁的黄公望背起行囊，跋山涉水，踽踽而行，来到赵孟頫的故乡——吴兴莲花庄的雪松堂。皓首白发的他，跪在雪松堂，呈上精心临摹的《松雪斋文集》，拜师赵孟頫。尽管求教于名师，画艺大进，却终究无缘官场，黄公望79岁时，曾写诗：“经筵仁皇全五体，千文篆隶草真行；当年亲见公挥洒，松雪斋中小学生。”
在元代，要进阶入仕，除了推荐入吏、以画取仕、少量科考的名额外，还有一条通道便是以道师身份取得社会地位。
早在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春，“全真七子”之一丘处机率弟子尹志平等18人，跋山涉水，从莱州北上，觐见成吉思汗。全真教得到了成吉思汗的认同，自此得到了元历代皇帝的恩宠和尊重，开始以燕京大长春宫为总部。其弟子多为“读书种子”，后来大都是取仕不致或者不能入仕的士子，饱读诗书，皆有诗文传世。
此时，“南宗”之一的莫月鼎，已经和黄公望交谊甚厚。黄公望对全真教的了解并不比教内的弟子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经历了一次官场羞辱、一次牢狱之灾，又经历了富春江边的一场生死之劫，加之倪昭奎（倪瓒兄长）以道取仕成功，这使得他对全真教几近痴爱，甚至给予了莫名的厚望。
天历二年（1329年）春，61岁的黄公望彻底看破红尘，相约散尽家财的好友倪瓒，一起来到平阳飞云江畔，遁入浙南大山圣井山中，拜师金蓬头。
在江南，读书人在现实中失意，作为人生寄托和入世的唯一渠道，很多人选择了全真教，“始于儒，卒于道”。浓厚的宗教文化熏染，使得类似黄公望一样的士子在精神上有了极大的依托和拓展。虽则以道取仕无望，但祸福相依，道教对其艺术的追求和精神境界的提升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才有了旷世名作《富春山居图》。
和黄公望一样，杭州在此阶段出现了一批这样的文人画士，他们的名字灿若星辰，恒久照耀着中国历史的文化天空。“画坛四家”（赵孟頫、黄公望、王蒙、吴镇）和“诗词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正在秀美的杭州山水之间渐次成形。他们在艺术上互相唱酬，精神上互相抚慰，物质上互相接济，其价值取向也惊人一致，表现在诗画作品中，意境恬淡通透、注重精神追求的人生观渗透其中。这也是这一时期文人的集体性格。
“一片闲云出岫来，袈裟不染世间埃。独怜陶令门前柳，青眼偏逢惠远开。”（黄公望）这种集体性格直接构筑了杭州的文化品格——追求极高的精神享受，且抱有睿智达观的价值取向。这种文化内涵通过文艺作品（诗书画）传承下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形成了高洁独立的文化节操和担当，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巨大。
我的这场写作如同重蹈了黄公之一生，亦如跌进中国浩大无边的历史文化长河——富春西湖段，酣畅淋漓地远游了一场，勉作与八百年前后杭州的一次精神交流，复原一个鲜活的黄公望，再现彼时杭州文化样态。
杭州文化远自良渚，黄公望和《富春山居图》只是其中的一颗耀眼星辰。“杭州优秀传统文化丛书”的出版，是对杭州优秀文化的重拾和再发现，对杭州文化的重塑和对未来文化的重构具有历史意义。（汪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