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书封
“那不勒斯四部曲”对于女性人生的探索和深入挖掘，似乎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部小说讲述的时间跨度很大，涉及女性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也牵扯到女性教育、恋爱、婚姻、生育、家庭和工作体验的方方面面。这个故事虽然发生在遥远的意大利南方海滨城市，但让很多女性感同身受。
这部女性主题的经典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不久前，根据“那不勒斯四部曲”第二部《新名字的故事》改编的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上线，口碑大爆。剧中极力冲破命运枷锁、战斗到底的女性形象，让每个女性振奋。
《新名字的故事》主要讲述埃莱娜和莉拉两位女性的青年时代。在她们的人生以最快的速度急遽分化的那些年里，她们共同体验了爱、失去、困惑、挣扎、嫉妒和隐蔽的破坏。
3月6日晚，思南经典诵读会邀请了“那不勒斯四部曲”中译本的责任编辑索马里带领读者从《新名字的故事》出发，进行了一场关于女性彻底的激情与反叛的线上探讨。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匿名的心理
诵读会的开场，索马里就抛出了匿名的心理和自由的关系问题，她先讲述了费兰特的一次访谈。现在全世界的媒体可能都一样，一个好作家，一个有着非常中庸、甚至不入流的作品的作家，往往容易比那些并不出名的作家，尤其是像费兰特这样匿名的作家，要被关注的多。在被问及“你是不是那不勒斯的女作家，一个叫法布日利基亚的人？或者你是不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的一个男同性恋组织的成员？”时，费兰特在回答的时候非常的幽默，“我很欣赏你提到的这些作家，我的书能够被归到他们头上，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包括你们认为我是一个同性恋，我也并不觉得古怪，这证明了一个文本能够经常包涵很多连作者都不知道的东西。”
费兰特认为写作其实是一种很虚荣的行为，写的时候像是一个阅读者。你在利用自己的经验，你在利用他人的经验，你在利用社会，你的国家，你的历史，包括你所涉猎的很多很多经典文本的经验，这样会让一个作家产生一种羞愧的心理，类似于简奥斯丁，她在写作的时候会躲在角落里。
“匿名本质上最隐蔽的一个心理动机，还是当她自己在写作的时候，那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体验，因为你越抵达真实，其实真实是越想把你推开，你越会容易陷入一些虚伪也好，或者是因为恐惧，因为耻辱等等，没办法去抵达的那些地带，所以写作对她而言是一种非常艰苦的过程。”索马里说道。
《新名字的故事》海报
女性智慧和“界限消失”的关系
说到四部曲就一定会探讨费兰特对女性有益的描写，探讨这两个女孩她们友谊的独特之处。四部曲里的莱农、莉拉和费兰特的前三本小说里的女性，大相径庭。前三本小说里面的女性，她们在面对离婚、出轨的状况时都是比较孤独的，没有什么人可以去依靠，因此四部曲里面塑造的那种相互依赖的友谊就显得非常不同。
“为什么莉拉这个人物是如此的出彩？其实莉拉象征着一种生活，它的界限其实是非常不稳固的，我们每个人看似都处在很稳固的观念、结构、意识形态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里的，好像看起来是处在一个非常定型的关系里，但其实莉拉是从十几岁就能明白，我们的一切都是朝不保夕，非常脆弱的。所以她用非常激进的方式想去改变自己，想去改变生活，但实际上她还是失败了。我们可以看到莉拉的生命力，她所有对于生活的参与，都很活跃、激烈。莉拉可以彻底地参与这个世界，所以莉拉是更底层、是更发自肺腑的。但是这样一种激烈的参与，最后以她的女儿失踪作为节点，所以她把这个舞台留给莱农，然后莉拉成了自己最害怕的事情的牺牲品，随之界限消失了、自我消失了。”索马里说道。
童年“莉拉”与“莱农”
更为立体的费兰特
大部分人对费兰特的了解是从“那不勒斯四部曲”开始的，但实际上她从92年到后面的十年之间，写了三本非常重要的小说。她从1990年代开始就已经进入了媒体和评论家的视野，无论是通过她的小说也好，还是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好，关于女性题材的写作是从1992年就开始的。
索马里在诵读会分享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关于那不勒斯四部曲在中国独特的接受过程，“我们希望以她的这些思考作为鞭策自己的一种提醒，希望我们不单是在探讨这四部曲，更多的探讨这四部曲所象征的一种思潮。包括对于文学史，对于女性，对于社会和家庭的总体的一种新型的评判和感受。她的作品其实是作为一种感受的资源，所以我希望对她的介绍是更加立体更加全面的。”
费兰特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自信？从过往的访谈当中可以发现她也会经历大部分女性都会经历的那种弯路，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一度认为如果自己不能够尽快融入一个杰出的男人构成的世界，如果没有学到他们优秀的文化，没有通过所有的考试，经过这个世界对我的考验，那就相当于没有活过。
“从她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来，她最重要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被男性作家主导的那种文化，尤其是男性奠定的一个文学史的风格影响过。在这种风格里面，以女性的生活本身或者她们的思考本身，甚至身体关系本身为对象的小说基本上是非常常见的，她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如此自信地去进入题材，去持之以恒地去书写这个题材。”索马里介绍道。
费兰特曾坦言如果没有女性主义思想的话，她到现在只会是一个有文化的小姑娘，沉浸在男性主义文化和亚文化里，自以为可以独立思考。女性主义帮助她成长，但现在看来，她看到，也感觉到，新一代年轻人好像对此嗤之以鼻。新一代的年轻人并不知道，我们获得这一切时间不长，状况也并不是很稳定。而费兰特在故事里讲述的那些女性，她们深切地知道这一点，因为她们切身经历了争取权益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入选的读者代表还分别诵读了他们选取的《新名字的故事》片段，并分享了阅读的感受。在被读者问及如何将“那不勒斯四部曲”推荐给男性阅读时，索马里说:“坦诚地、清晰地说出你们从这本书里得到的东西就好，包括卸下我们每个人身上‘男性的面具’，让男性觉得陌生甚至恐惧。不过，其实有很多男性默默读过了，但还有大部分男性拒绝从女性的作品里得到启发和灵感，我们等待吧。”
